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******
着急的古铁雷斯
即便 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 ,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,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 ,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。
既要就《巴黎协定》第6条实施细则(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、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)进行谈判,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,还要开展“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”评审 ,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。多目标 、无重点 的齐头并进,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。
图片来源 :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 ,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 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 ,没有担当 的美国,缺少建设性 的欧盟 ,灵活性不足 的巴西……诉求的高度多元和“大佬” 的缺乏,让气候 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。
延期40多个小时后 ,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 。最漫长 的气候谈判记录,没能换来满意 的会议成果。
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,“智利-马德里行动时刻”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 ,但关键的《巴黎协定》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,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。
主要议题 的流产,使得成果清单缩水 。这份有限协议 ,辜负了各方 的期待 。
意料之外 ,意料之中
事实上,这个结果也不意外 。每年年末 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 ,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 的一个缩影。
无论 是“大年”还是“小年”,谈判延时似乎 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 的事。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 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 的例子比比皆 是。
但这就 是多边机制——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,才能通过相关决议 ,最终实现“人人都不满意,个个都能接受” 的结果。看上去低效,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。
用“灾难性的”“极度平庸”等情绪化 的词语,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 ,似乎有失公允。
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,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。
《巴黎协定》的政治遗产
自1992年以来 ,从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到《京都议定书》再到《巴黎协定》,一条不变 的主线 ,是围绕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原则 ,以及与之密切相关 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。
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,一个重要原因便 是“共同 的责任”被过度强调,而“有区别的责任”被选择性忽视 。
当然 ,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 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巴黎协定遗产” 。
这个遗产之一 ,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(如《京都议定书》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 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),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(《巴黎协定》 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)。
在这个进程中 ,虽然“共同但有区别”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、资金 、技术等各个方面 ,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,非国家主体(如省州、城市) 的作用在提高 ,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。
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、规则 、程序等 的全面构建 ,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。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 是什么样 的模式 ,眼下似乎并不清晰,但多元共治应当 是基本共识。
气候领导力下降
美国退出《巴黎协定》后,反对力量影响增加 ,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。
在多边机制中 ,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,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,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。
在《巴黎协定》的谈判过程中,用“双边”促“多边”既是鲜明的特色,也 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。
中国 、美国以及欧盟、基础四国、“77+中国”等主要利益集团 ,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,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,继而以相关 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。
这是《巴黎协定》谈判 的重要遗产。
然而,随着美国宣布退出《巴黎协定》 ,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 的反对势力 ,其影响日益显著,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,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 的不确定性 。
“国家利益至上”与“同一个地球” 的气候观迥然不同,单边主义、民粹主义 的回潮对《巴黎协定》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。
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
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,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 是发展权问题 。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 ,是多边机制达成 的关键。
发展问题就在眼前 ,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 ,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 ,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。
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 ,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,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。
与此相对,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,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,是一项极其复杂 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。
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,需要转变生产 、消费和贸易方式 ,建立低碳 、循环、可持续 的新发展方式,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产业结构 、能源结构、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 、土地使用等方面 的一系列变革 ,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 的一致行动 。
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谈判中 ,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 是难以解决 的多元方程式,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 ,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 的若干个小点 ,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 ,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 ,二者博弈 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。
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,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 ,或者说 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,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,实践中需要做出 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。
另一方面 ,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 的资源能源消耗大、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 ,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,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。
与此同时,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、保护主义抬头、民粹主义盛行 ,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 、产业链断裂或重置 、能源安全 、消费降级等问题 ,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 的进程。
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
应对气候变化 是个世界性大命题 。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、生态恶化等危机 ;硬币的另一面 是人 的需求,尤其 是发展需求 的不断提高 。
解决大命题 ,需要政治意愿 ,需要一往无前 ,需要改革创新 ,需要着眼大局 。但最需要 的 ,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 的小气候 。
从全球社会经济 的转型发展入手 ,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 ,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 ,才 是解决气候问题 的正道 。
在探讨责任机制 的同时 ,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 ,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 的前提。
强化利益分享不 是“诗与远方” 的愿景勾勒 ,而是“从现在做起”“从我做起” 的实际担当 ,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。
发展中国家 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,如何让先发展 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 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“气候预算”,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,都 是日程表上 的优先事项。
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 、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、商业及投资模式 的创新,以及技术进步 ,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。
此次气候大会期间,欧盟委员会提出 的《欧洲绿色新政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: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“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” 的承诺 。
而中国 的改革发展、能源转型 、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。
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,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、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,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。
期待格拉斯哥
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。气候 的江湖依然喧嚣 。
马德里不相信眼泪 。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 ,需要政治雄心,需要全面行动,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。
格拉斯哥期待奇迹。因为我们相信 ,气候 的江湖是个大江湖,也 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 的大棋 。(俞岚)
(文图 :赵筱尘 巫邓炎) [责编: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() |